回眸百年，自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以戏剧叙事为本体的电影创作原则成为主流，且绵延不绝。直到80年代初，中国电影几乎集体式转身，纷纷搁置故事，注重写意，甚至直接追求以电影表达思想。那个致力于编演讽喻故事的传统断裂了，电影回归创作者主体心灵，以缭乱的时空承载丰富的思维世界。于是，中国电影艺术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而当中国电影的影戏体系发生深刻裂变的时候，中国电影艺术的现代转型就开始了。

那么，何谓转型呢？吴秀明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做过这样的表述：“从词源角度讲，‘转型’即指历史过程的转化和质变。它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中的‘生物演化论’的借鉴转用；而‘生物演化论’在生物学中是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也就是说，“转型”与一般意义上的转变相比，另有对原有平衡的“质向突破”的含义。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直接以“断裂”指称现代性转型，同样强调的是“转型”内含的巨大质变特征以及由内而外的全方位革新。而这种质变与革新正是80年代中国电影身处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电影真正开始推开“现代电影”圣殿的大门。

奇妙的是，引领我们发现并走进电影现代转型研究领域的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电影思潮。当然，这种相遇不是偶然。首要原因是思潮本身的特质天然内含了宏大的社会性、具体的时代性、历史的动态性和表现的形象性等。何谓思潮？梁启超先生有言：“今日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而且，“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可见，作为“一定时代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或支配性的思想潮流”，思潮的概念与复杂的时代要求、社会意识、文化价值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具体的个别精神活动相联系，是连接宏观趋势和微观活动的中介现象。它高度契合了转型研究的范本要求。因为考察中国电影的历史转折，决定了转型研究区别于以往的研究，不是局部的或表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深入具体的。从内容来看，涉及电影观念、电影美学、电影形态、电影理论及电影创作、电影制度等诸多层面；从深度来看，触及中国电影艺术的本体思考及当代电影艺术的现代性历史走向。而若要进一步探寻中国电影艺术现代转型的动因，则应深入更为广阔的领域，把脉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潮起浪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电影思潮研究成为我们进入当代中国电影现代转型考察最恰当的路径。

电影思潮不仅具备一般思潮的特征，如群体性、时代性、价值性等，而且内含了独特的电影性。这是笔者选择电影思潮切入转型研究的第一个原因。这种电影性集中呈现为包含某种观念的电影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而且这种体系与其前后的体系相比，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然，这种富有群体性、时代性和价值意义的动态观念体系直接联结着广阔而繁复的社会现实，因此凝结了电影艺术转型所包含的丰富性与必然性。一方面，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电影艺术思潮本身为我们的观照提供了多样化的层面。如从性质上看，可以分为进步的和保守的；从类型上看，可以分为现代的与传统的、本土的或外域的；从构成上看，可以分为理论的和创作的；从规模上看，可以分为主潮与支流……这就为我们的研究预设了多种视野、多重空间和多样趣味。另一方面，电影思潮的起落变迁，不仅构成了一个时代电影艺术的总体变化态势，而且在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间潜藏着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揭示这些历史必然，既是我们正确分析电影艺术现象的客观前提，更是我们走进历史深处、探寻中国电影历史变革规律及其成因的必然途径。

选择电影思潮展开研究还有第二个原因：80年代中国电影生存的客观现实。不容置疑，思潮迭变构成了80年代中国电影历史的主体内容。从1979年开始，感应“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电影创新的潮流席卷理论界和创作界，并作为强劲的文化潮流反过来推动着“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不断走向深化。其间纪实美学、写意美学和影像美学等思潮作为电影创新潮流的具体内容和典型代表，构成了80年代上半期璀璨夺目的电影历史大观，而且其影响波及电视、文学等诸多艺术领域。从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娱乐美学思潮成为中国影坛新的潮流，短短几年间大量娱乐电影蜂拥出炉，开启了后启蒙的娱乐狂欢。之后由于“自由化”社会思潮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文化电影和政治电影思潮共时出世，同样很快席卷中国影坛——一方面，以传统反思和现实批判为特征的文化电影，在观照社会现实、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掘文化意蕴，传递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以政治拯救为目的的“主旋律电影”，在一片喧嚣和嘲讽声中试图重建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体系。而正是在这一系列电影思潮的交替更迭中，中国电影次第更新，脱胎换骨，由古典走向现代。

不仅如此，80年代中国电影思潮与以往历史时期存在明显不同，即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无论是理论批评还是创作实践，都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趋同性”特点。群体性指的是电影创作主体大多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以“代”的名义集体面世。“第三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成为这一时期耳熟能详的概念。这些代际群体以集体身份高举创作旗帜，其创作理念、作品主题、美学风格等往往有惊人的趋同性，从而引领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电影潮流。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若干年的创作盛况背后当然源自深刻的思想趋同和共同的时代感召。因此，80年代的电影思潮无不内含着潜在的历史必然性，解析电影思潮将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电影历史变迁的真相。

选择电影思潮作为研究对象，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电影思潮本身便是中国电影艺术走向现代转型的典型实证。纪实美学思潮以电影形式、手法的变革反拨“样板戏”电影，呼唤写实的艺术的回归；写意美学思潮以强烈的主体意识表达宣示传统故事叙事本体淡出电影舞台；影像美学思潮通过电影语言革命确立电影作为独立艺术的影像本体；娱乐美学思潮试图打破狭隘的“载道”传统，在淡化宣教意识的同时为电影的娱乐消遣正名；政治电影思潮以激进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抗方式，再次构成了对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政治功能目的论”的重温……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电影思潮，在错综交织中相互衍转，生动演绎了一幅当代电影艰难改写传统中国影戏的历史图景。透过电影思潮，研究者管窥到中国电影艺术现代转型的种种症候，追随电影思潮的流变，我们体察到了中国电影本体变革的历史趋向。因此，80年代的电影艺术思潮恰如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历史的标本。抓住这一“典型”，也就抓住了研究中国电影现代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