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上):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
作者:澎湃思想市场
来源:社会学之思
发布时间 2020-03-31 17:12 浏览量 1047
本文转自公众号:社会学之思,来源于“澎湃思想市场”,由澎湃新闻首发。
全文已于中国集刊网上线,可扫码阅读、下载。
目录
一、导言
二、研究设计与调查概况
(一)研究设计
(二)调查概况
三、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
(一)工作状况
(二)平台工人的权益与福利
四、平台工人的日常生活
(一)平台工人的家庭生活
(二)平台工人的收支状况与社会地位认知
五、平台工人劳动过程的四大特征
(一)强吸引:自由劳动的魅力
(二)弱契约:高度不稳定的劳动
(三)高监管:无所不在的多重控制
(四)低反抗:无力的矛盾转移和自我消化
六、疫情下的平台工人
(一)疫情中快递员的基本情况
(二)疫情中快递员的工作情况
(三)疫情中快递员的精神健康
(四) 社会地位认知
一、导言:理论、概念与方法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已经开始深刻重组社会安排和日常生活,数字化平台的介入不但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而且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平台工人,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都是典型的平台工人。他们在工作时间、工作空间和劳动方式上与传统劳动者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平台工人的工作更是成为了保障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关键力量。在疫情当中,广大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冒风险,迎风冒雨,送餐送货,有力保障了医疗救治和市民生活,是疫情下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和平安守护者。
目前我们对平台工人群体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行业巨头发布的调查报告,例如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美团外卖骑手就业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苏宁易购发布《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这些平台出具的研究报告,更多反映的是管理方立场,对平台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包括劳动过程、劳动权益、工作压力、身心健康等往往反映不足。同时,这些报告的数据多源自平台内部从业人员,且缺乏对数据获取和处理的方式的必要说明。换言之,这些报告在数据来源上基于单一平台,难以反应某一行业的工人群体的整体状况,更无法全面反映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平台工人的处境。二是来自于学术界的研究,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从劳动关系的角度,讨论该群体面临的劳动关系的新问题和应对措施;其二是从法律的角度,讨论该群体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其三是以社会调查来呈现该群体的工作及生活现状。这些研究要么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停留在呈现事实阶段,要么在抽样方式是多是方便样本,难以推论到整个平台工人体。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借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依靠可靠的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地把握平台劳动的群体特征和劳动过程显得十分必要。
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在无抽样框的情况下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本研究采用被访者驱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简称RDS)收集样本。我们在2019年7月-8月,采用基于社交网络的被访者驱动抽样(RDS)方式,对武汉市的平台工人(此次主要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以后将陆续涉及其他平台工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数量801份)。疫情发生后,我们又对快递员(武汉市因疫情暂定外卖服务,因此对外卖骑手未追踪)进行了追踪访问(问卷数量171)。为了深入剖析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本研究还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获取质性资料。
二、强吸引:自由劳动的魅力
虽然在外卖和快递行业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征,注册网约车的司机也以男性为主,但这更多的是与此类行业的高强度劳动有关,平台和企业并没有将女性拒之门外。同样的,虽然网约家政工大多数都是女性工作者,但是对于有意愿从事该行业的男性来说,并没有准入门槛的限制。总的来说,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在进入各类行业时受到的门槛限制较少,平台企业在招聘时,对于求职者的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等都没有过多的要求。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今天,低门槛的准入要求为广大务工人员提供了绝佳的工作机会,他们不用辛苦地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也不用办理繁琐的手续,甚至自己就可以直接在网站或APP上完成注册和申请,这些便利吸引了大批的劳动者进入此类行业。
02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不再是每月拿着固定的工资,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赚取更高的提成和奖金,一系列相关的报道促使许多人萌生了从事此类行业的想法,抱有获得高薪酬的梦想,他们开始踏入这个行业。本研究中,有27.97%的人将“收入高”作为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但我们也发现,53.18%的外卖和快递配送员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仅有7.49%的人表示当前收入能够完全满足所有支出。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入行前的期望与入行后的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劳动自由性让平台工人身兼数职成为可能,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商场销售人员、建筑工人、工厂员工或者个体经营者,甚至还可能是在校学生。对于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家政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来说,他们根据自己每天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量,从而在闲暇时间赚取本职工作外的额外收入。这也是吸引了大量劳动者进入此类行业的原因所在,“多劳多得”的行业规则让他们感到既是自己的老板,也是自己的工人。
三、弱契约:高度不稳定的劳动
平台经济又被称为“零工经济”,旨在强调其灵活用工的特点,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数量的快速增加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的机会。而平台经济下的就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化社会中建立在雇佣制度基础上的传统就业方式不同,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且尚未完全适应平台工人的工作性质,在很多情境中,现有的劳动法并不能完全适用,因此平台就业模式中仍然存在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的问题,进而导致很大数量的平台工人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平台经济灵活用工的特点,加之一些平台企业力图规避责任且平台工人的权益意识又相对缺乏,很多平台企业都没有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在网约车行业中,以滴滴快车为代表,车主只需要进入滴滴快车的官网,依次输入手机号、选择城市、输入基本身份信息、上传驾驶证和行驶证的照片,就可以完成注册,然后下载一个滴滴快车司机端,就可以开始接单。司机无需接受滴滴企业考勤等制度的约束和管理,其与滴滴快车平台在法律上也并不构成劳动关系。而在快递和外卖行业中,许多从业人员也并没有与平台或外包公司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本研究中,40.82%的外卖员和快递员没有签订或不清楚劳动合同。他们可能仅仅只是签订了简单的协议,甚至有些还是口头协议,尤其是在“众包”模式中,平台企业更是巧妙地避开了与平台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即使有部分配送员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第三方公司也常常以劳动合同由公司统一保管为借口而拒绝给配送员纸质的劳动合同。这更加导致了平台就业模式中劳动关系界定的困难,造成平台企业与平台工人之间的权责不明和劳动关系的不稳定。
《南方日报》的一篇有关外卖员的报道中,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锋提到:
与其他新业态相比,外卖送餐行业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争议上。不过,无论何种用工方式,要从法律特征上认定平台与送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即便是网约平台自聘的送餐员,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未必就是劳动关系。
很多平台企业利用工人急于找工作、文化水平不高且维权意识不强的特点,逃避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提供“五险一金”的法定保障。本研究中发现,“五险一金”的覆盖面十分有限,覆盖面最广的意外伤害险也只有49.31%的平台工人享有。由于外卖和快递人员每日需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来回奔波,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遇到交通事故时,62.17%的配送员表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得不到工伤、医疗保险的救助。而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由于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在遇到交通事故时,也无理由向平台提出赔偿。
频繁的工作与行业流动与平台经济的特性密不可分。首先,近年来平台工人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些行业在招聘时往往没有特殊的要求,很多学历较低、没有特长的年轻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入该行业,但他们并不习惯长期地待在同一工作岗位,在新鲜感褪去后,他们往往会选择转行去体验另一份工作。本研究中,28.02%的人表示进入外卖和快递行业只是想“暂时过渡一下”,有17.58%的人表示想通过这份工作“长见识、丰富人生经历”,还有14.84%的人则表示要通过其“为创业打基础”。
我刚入职三个月,但我之前在别的快递公司也工作过几个月,因为工资太低然后转到了现在的公司,暂时也没有什么想法,不是很喜欢这种枯燥的工作,如果以后遇到其他的工作机会,可能也会考虑跳槽吧。(某员工访谈记录)
其次,平台经济对劳动关系的认定不明确,对平台工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工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确定性,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选择离职。以外卖行业为例,每天开工前平台会自动扣取安全保险费,规定的配送时间不断缩短且超时必定扣费,允许的差评次数不断减少且扣款金额逐渐增高,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让配送员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一些人在发觉外卖行业难有出路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离职的想法。
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居然有3个差评,心里感觉很憋屈,每天都尽心尽力的,怎么还有这么多差评。前两天下雨,骑车不敢太快,当时手里有4个单子,送第一单的时候客户还联系不上,那条路下雨还坑坑洼洼的,送到的时候汤有点撒了,我当时赶紧道歉,那人抱怨了两句我也没敢说话,赶紧送后面几单去了。我是新人,每单也就4元,差评会罚款10-30元。(小陈访谈记录)
最后,平台工人很多是因为其薪酬相对较高且多劳多得的特点而进入的。以快递和外卖行业为例,快递员和外卖员抱着高薪梦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单价的不断下调、扣款金额的增加导致他们每天需要配送更多的订单,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每天的劳动量也不断加大。他们的作息往往不规律,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也要在外奔波,可能还会因为一个差评而白跑一趟,这导致很多配送员不仅身体吃不消,对工作的满意度还不高,最后的收入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可能会导致一些配送员考虑离职。
总的来说,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往往很容易就步入了该行业,他们的退出也并不会为其带来多大的成本,因此,很多人并不需要为步入和退出该行业而苦苦思索,“来去自由”是平台经济明显区别于其他服务行业的地方。除此之外,行业流动性高也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平台工人对于自己工作的认同度和满意度不高的问题,一方面,这可能与社会对该职业的评价和定位有关,另一方面,行业自身的准入门槛低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从业者建立起职业认同,而这也保证了平台经济的总是可以使用“新人”来为其劳动。
规范而持续的岗前培训是劳资之间稳定契约的表现。然而对于网约车司机、网络写手、跑腿服务这类没有特殊职业要求的工作来说,岗前培训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外卖和快递行业来说,由于平台工人与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模糊不清,工人的流动性较大,很多平台企业急于让新入职的员工投入正式的工作中,而不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全面的入职培训。
一般而言,外卖和快递人员在入职时会接受到来自平台或企业的一些简单的培训,本研究发现,超5成的外卖和快递人员接受过基本技能培训、交通法规培训、行业规章培训和安全培训,但是只有不到4成的人接受过劳动法和工会法的培训,企业文化和客户关系培训的覆盖面也不到4成。
现实中这些培训可能在几天之内就全部完成了,以外卖骑手为例,岗前培训一般会分为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两种。线上培训往往是一些视频教程,并配套相应的测试题,而线下培训会选择一个培训基地,集中讲解送餐流程和送餐技巧。由于送餐流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确认到店-确认取餐-确认送达”三个步骤,所以培训的重点就落在了送餐技巧的传授上,负责人通过列举案例和情景模拟的方式,告知新入职者如何应对取餐到送餐的各个环节中出现的棘手问题,这种形式的线下培训一般不会超过一周。
我当时新人刚进来的时候,是直接在APP里找到的培训课程,我好像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做完了哪些选择题,那些题都挺简单的,基本上都能通过。后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组长就给我们介绍送餐的流程、遇到特殊事件怎么处理、差评有什么影响等等。(骑手小李访谈记录)
在新职员逐渐熟悉工作流程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摸索或者“师傅”的经验传授。
你别觉得送外卖简单,其实都是有技巧的,你想要赚比别人更多的钱,你就要慢慢摸索这些。比如我刚开始跑外卖的时候,只要接到单子就是高兴的,后来发现很多单子都是别人不愿跑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跑外卖一定要去商圈附近跑,商圈永远是不缺单子的,而且不要死守一个地方跑,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市区和几个商圈都要跑,就算单子没那么集中,少接点单子,也有利于你把整个市区的街道都熟悉了,这样你后面就算在哪个商圈爆单了,你也可以得心应手地接更多的顺路单。(小王访谈记录)
对于快递员来说,“师傅”的经验之谈也成为新入职员工快速适应工作的重要“法宝”。以某快递员的入职培训为例,他们首先会在分部呆三天了解大概的工作内容,然后到区部接受正式的培训,在分配工作地点后主管就会安排一个师傅带着你,最后通过考试后就能正式成为速运的一员。师傅会带你熟悉各区域,提供与客户沟通的技巧,教你如何处理地址填错或丢件等问题,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也是能够帮助工作顺利进行的经验之谈。
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说,这些入职培训具有时间短和内容单一的特点,甚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平台企业着眼于在短时间内将新入职的员工打造成能独立胜任工作的个体,这在缩减培训支出的同时还能尽快填补工人数量上的缺口。与其他行业分阶段的、内容系统全面的、程序严格的岗前培训体系不同,平台经济的岗前培训更多地表现出速成和随意的特点。
四、高监管:无所不在的多重控制
集中的信息控制。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得工人的工作流程、内容和工作信息对平台完全处于单向透明的境地中,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平台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以S快递公司为例,该公司采用了一套严密的信息控制系统,精确掌握快递物件信息。顾客在寄出快递之后,会获得一张印有条形码的快递面单。面单是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产品数据以及重量等相关信息的单据。快递发出后,需要经过多个环节的操作。每个环节,对应环节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扫描快递面单的方式记录下每个步骤的详细信息。通过扫描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取到收件寄件方信息、物流信息以及货物信息等。这样集中的信息控制下,公司能够将快递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具体的快递员身上,彻底实现责任到人。S公司的快递员小方详细地描述了S公司对员工集中的信息控制。
我们公司有一套平台运营系统。在工作时每个步骤都需要按系统要求操作,严格遵循责任落实到个人。以派件为例,假如今天是礼拜天,有一个写字楼的派件,收件人的电话打不通,写字楼的公司也不上班。按照规定,我们要在五分钟之内打两个以上的电话,并且发信告知收件人他有快递。这一系列操作完成之后,我们还需要在系统里给这一个快件标记送货不成功的原因,这一件就可以选择编号为65的原因:休息日不办公。系统标记完后,还需要在快递袋上标出65号原因。每一件快递都需要如此,为什么送件不成功,是打不通电话还是收件人不在。公司的系统不仅可以记录送件不成功的原因,还可以记录下来打电话的通话时间,次数。因为公司对通话时间也有要求,不能够响三声就挂断。(小方访谈记录)
严格的时效要求。为了满足现代服务业高时效性的要求,平台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如若未按时完成任务,则会进行处罚。以S公司的武汉运转中心为例,公司对顾客物品的发货与寄出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要求。除节假日外,该站点每天会固定发出六趟车用于运转客户寄出的物品,分别为上午十一点半,下午两点半,下午四点半,下午六点半,下午七点半以及晚上九点半。无论车辆的空间是否装满,货车都会按照时间点将物品寄出。员工为了在对应时间内及时发出货物,需要充分利用间隔时间,完成取货、打包物品、确认信息、填写单据等一系列流程。如果没有严格的按照操作要求完成一系列流程,则可能会无法在对应时间内发送出货物,平台系统会记录下所有操作详情,会依据操作进行处罚。在规定时间之外签收,则会被视为延误,处罚50元/件;签收程序不规范,快件问题不及时进行上报处罚5元/件。除寄件外,发件也面临严格的时间要求。
我们是一个快节奏的行业,时间要求十分严格。比如说现在快到十二点了,十二点一定会有一班货车到达站点,我们十二点就需要过来等着货车发件。货车的路程和时间都是提前精确计算过的,就算遇到堵车等意外情况,时间前后出入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小方访谈记录)
外卖骑手面临着快递员的类似处境。骑手在接单前,订单信息界面会显示详细的时间要求。如1小时4分钟内送达或是11:35至11:55送达,同时也会显示路程信息。骑手按照指定路程和服务内容,完成相应订单后,一般不会有多余时间。为了获取更多收入,骑手们通常会紧凑的安排好时间,在时间限定内尽可能的多接订单。平台对平台工人严格的时效要求就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制约和控制着工人们的劳动过程。
不同的等级会给骑手带来不同的权益。首先,骑手的等级越高,对应的等级奖励金额越高。各个城市的奖励金标准不同,在上海,普通和青铜级别的骑手没有奖金。一名级别为钻石的骑手对应的奖励金标准是400元。如果该骑手本周的服务分(服务分基于准时送达率、用户评价、投诉单、取消单来评定)是90分(对应奖金系数为1),那么本周的奖励金则为400元*1=400元。其次,骑手享有的权益随着等级的上升而增多。铜牌级别的骑手每周享有8次接单上限权益,2次转单上限权益,不享有免责取消权益。而王者骑手每周享有12次接单上限权益,4次转单上限权益以及1次免责取消权益。在这样可以被称为马太效应的阶梯晋升体系下,骑手在薪酬和权益的激励下,只能尽力接更多的单。
森严的阶梯晋升体系与劳动过程的紧密联系,使得工人在晋升体系及其对应权益的激励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积极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务,从而自发地投入到利润的生产过程中,“自愿性服从”劳动秩序。
外卖平台为了获取市场份额,都会尽可能多地与商家签订合作协议,鼓励商家进驻外卖平台。平台与商家签订合作协议后,平台按照订单的固定比例抽成。有的平台为了吸引更多商家签约,甚至提出了垄断经营的要求。
其次,商家的出货时间对骑手的订单完成度有极大影响。骑手每接到一单后,平台上会显示出严格的时间要求,如在多少分钟内将用餐送达。超出时间后,骑手的提成会大打折扣,甚至造成负收入。时间对外卖骑手来说十分重要,但平台的时间要求是将商家的出货时间算在内的。换句话说,商家出货快,留给外卖骑手送货的时间就更多;出货时间慢,骑手送货的时间就更紧张。商家由于订单过多,经常会出现出货慢的情况。骑手们考虑到商家和平台的限制和单价的差异,一般会耐住性子等单。如果遇到订单超时的情况,商家有权对骑手进行评价和投诉,但骑手却没有权力对商家进行评价。
骑手们一般都愿意接单量多、出货速度快的商家订单。这些商家以盒饭、快餐、奶茶饮品为主。盒饭的商家通常会在头一天把食材准备好,订单一来快速加热就可以了。还有些店铺是把半成品准备好,直接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送餐了。所以他们的出货速度快、量也大。但是像秀玉这种餐厅,他们的材料都是现场准备的,所以出单时间慢。骑手们通常就不愿意接,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实际上,这种出货慢的商家,订单价也比较高。骑手送一次,提成会比一般订单多一些。
此外,消费者也可以对工人的各个劳动环节进行实时监管。无论是快递还是外卖行业,消费者都能够通过平台看到货物或是订单的即时信息。对于劳动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都有权进行监管。除快递和外卖行业之外,互联网家政行业也将雇主置于监管家政工的重要地位。以某家政服务平台为例,当消费者查找与选择家政工时,平台除了显示家政工的个人信息、照片、年龄等,还会显示之前的消费者对于家政工每次服务进行的评价,评价包括星级评分以及文字评价。这些由以往的消费者留下的评价,对于家政工们的接单量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家政平台还会邀请消费者填写服务情况反馈问卷,同时提供一定的代金券或是礼品给消费者,以提高问卷的回收率。通过对消费者的问卷,对平台工人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若服务质量不佳,还会进行惩罚。
五、低反抗:无力的矛盾转移和自我消化
最后,平台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也构建了工友关系网络。一是和自己相同公司,日常接触和相处的工友构建关系网络;二是与不同公司或平台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送货时,会有区域重叠。工友们从事相同工作,并经常进行互动和交往,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在工友关系网络下,平台工人会协商建立价格同盟,一定距离内的快递公司价格都相同。
*该内容来自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预印本)。
(华中师大社会学院郑广怀研究团队由该院一批中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组成,包括:郑广怀、刘杰、范长煜、郭之天、魏海涛、王鸥、徐晓攀、李胜蓝、朱苗、刘海娟、张心怡、幸萍楠等。)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