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是中国佛教走向全盛的前奏期，首都大兴城是当时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高僧云集，寺院林立。隋首都大兴城佛教寺院率皆一时名刹，地位显赫，影响深远，因而常见于历史文献。隋大兴城佛寺常见于隋唐以来的史籍和佛典中，但是十分零散。幸有王亚荣先生《隋大兴城佛寺考》一文（刊《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以《两京新记》、《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等所述坊里建制为纲，综合利用佛典、碑刻、正史、文物资料和近人研究成果，对大兴城佛寺做了细致梳理，隋首都大兴城佛寺建置概况因之一目了然。王先生考察研究，共得隋大兴城佛寺116所。笔者尝读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今又检获隋大兴城佛寺11所。这11所佛寺为《隋大兴城佛寺考》一文所无，兹以11所佛寺在《续高僧传》中出现的先后为序，连缀成篇，以为补苴。

宝光寺 据《续高僧传》卷一二《唐京师大总持寺释慧迁传》，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市）人释慧迁好学专问，精研《地论》，“有齐之时，早扇名实”。齐亡法毁，慧迁南奔陈国。

开皇初年，释慧迁即随慧远法师入关驻锡京城大兴善寺，开皇十七年（597），慧迁被敕立为“《十地》众主”入住宝光寺，宝光寺当是隋京师大兴城佛寺。开皇年间，隋文帝敕立“五众”，除了这里所说慧迁为“《十地》众主”，检读《续高僧传》，其他名称可以考见者有：以释法总为“《涅槃》众主”，居于京师海觉寺“常敷至理”；以释童真为“《涅槃》众主”，于京师大兴善寺“披解文义”；以释善胄为“《涅槃》众主”，在京师净影寺“覆述竖义”；以释法彦为“《大论》众主”，驻锡京师真寂寺“镇长引化”；以释宝袭为“《大论》众主”，在京师通法寺“四时讲化”；以释洪遵为“讲律众主”，于京师崇敬寺“聚徒成业”。从上可见，隋文帝所立“众主”率皆驻锡京师佛教寺院。因此，慧迁作为“《十地》众主”，他“处宝光寺，相续讲说”，宝光寺亦当是隋京师大兴城佛寺。

旌善寺 据《续高僧传》卷一三《唐京师普光寺释昙藏传》，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释昙藏，虽家世望门，然清心自远，于是西奔陇上，求法为务，“晚还京邑，于旌善寺行道受戒，听诸经律”。他又往山东（崤山以东）各地巡行求法。昙藏东行求法归来，驻锡京师光明寺。献后既崩，昙藏被召入禅定寺。大唐御世，昙藏被召为会昌寺上座。贞观译经，昙藏被召为证义，后来又杖锡普光寺。贞观九年（635）三月十八日，昙藏终于会昌寺。从昙藏的履历看，他早年陇上求法“晚还京邑”之“京邑”是“隋京邑”，昙藏早年“行道受戒”的“旌善寺”在隋京邑，即是隋大兴城佛寺。

《续高僧传》卷一四《唐终南山至相寺释智正传》曰：“释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传信奉，夙著弘通，才预有知，便辞世网，识见弘举，不群蒙稚。年十一将欲落，父母诸戚对之泣泪，而颜色无改。师知其远度也，日授未闻，随得缘记，录为谱牒，有所遗忘，寻问相续，身无戏掉，口不妄传，奉戒精勤，昏晓自策。和上同师，私共叹异。年虽弱冠，曾无驱役，供赡所须，恣其学问，不盈数载，慧声遂远。开皇十年，文皇广访英贤，遂与昙迁禅师同入魏阙，奉敕慰问，令住胜光。仁寿元年，左仆射虞庆则钦正高行，为奏寺额，造仁觉寺延而住之，厚礼设御。”

虞庆则其人在《隋书》卷四○有传，仁觉寺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是左仆射虞庆则为释智正所建，是隋京师大兴城佛寺。仁觉寺尚见于《续高僧传》卷二○《唐京师大庄严寺释道哲传》，据本传，释道哲早年“闻京邑道盛，乃步从焉，初至，住仁觉寺”。可见，仁觉寺为京城佛寺。又，《续高僧传》卷二八《隋京师仁觉寺释宝岩传》云：“释宝岩，幽州人。标意《十地》，次综《毗昙》，末究《成实》，故于宗部涉猎繁焉，户牖玄文，疏条本干，时传富博。而性殊省事，不乐谈说，苦祈敷散，精理载扬。住京下仁觉寺，守道自娱，无事交厚。”本传题为“隋京师仁觉寺”，则仁觉寺是隋大兴城佛寺，至已明矣。

妙象寺 据《续高僧传》卷二○《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释静琳，俗姓张氏，本族南阳，后居京兆华原（今陕西华县）。静琳7岁出家，南游樊邓，远赴青齐，又至蒲晋，后入关中。仁寿四年（604），隋文帝下敕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神德寺，静琳居此专习课业，“行解之盛，名布京师”。大业三年（607），静琳被沙门还源等人“延请帝城，在明轮、妙象诸寺讲扬《摄论》，识者归焉”。据《长安志》卷一○，明轮寺在京城延康坊。妙象寺未见于他书，我们不知其具体方位，但据静琳本传所记，可以肯定的是，妙象寺在“帝城”，因而当是大兴城佛寺。

香台寺 《续高僧传》卷二六《隋东都宝杨道场释法安传》云：“时复有释法济者，通微知异僧也。发迹陈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杂住。精进寡欲，人罕登者。文帝长安为造香台寺。后至东都，造龙天道场，帝给白马，常乘在宫……”

隋文帝为释法济在长安造香台寺，此处“长安”实指“大兴”，因为自唐代以来，人们一般习惯上把隋首都大兴城和唐首都长安城均称作“长安”。因此，此长安香台寺即是隋大兴城佛寺。

香台寺尚见于唐释法琳所撰《辩正论》，《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称，隋炀帝在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等，则香台寺为隋大兴城佛寺，了然无疑。而《辩正论》说香台寺是隋炀帝所造，《续高僧传》说是隋文帝所造，究竟是谁所为，无旁证，俟考。

《续高僧传》卷二六《唐雍州义善寺释法顺传》：“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十八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珍姓魏氏，志存俭约，野居成性。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岸重邃，堪为灵窟。珍草创伊基，劝俗修理，端坐指，示其仪则。忽感一犬，不知何来，足白身黄，自然驯扰，径入窟内，口衔土出，须臾往返，劳而不倦，食则同僧，过中不饮。即有斯异，四远向归，乃以闻上。隋高重之，日赐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龛成，无为而死。今所谓因圣寺是也。”

这里说因圣寺为一“足白身黄”之犬所造，此乃佛教宣扬三宝感通的惯用笔法，类似事例在佛教史传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绝不可信以为真。但是，隋唐京都确有因圣寺，信而有征，因为《续高僧传》作者唐人释道宣明言“今所谓因圣寺是也”，即是说，因圣寺在唐初依然存在。从上面引文可知，因圣寺创建于“隋高”即隋文帝时期，实乃僧珍禅师所造，因圣寺位于“京室东阜”，是隋大兴城佛寺。

弘济寺 《续高僧传》卷二八《隋京师弘济寺释智揆传》云：“释智揆，冀州人。爱慕《涅槃》，净持戒行，不重荣渥，知足无求。住弘济寺，闭门习业，僧众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本传题为“隋京师弘济寺”，显而易见，弘济寺乃隋大兴城佛寺。

经藏寺 《续高僧传》卷二八《隋京师经藏寺释智隐传》云：“释智隐，姓李氏，贝州人，即华严藏公之弟子也……开皇七年，敕召大德，与藏入京，住大兴善，通练《智论》《阿毗昙心》及《金刚般若论》，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本传题为“隋京师经藏寺”，显而易见，经藏寺乃隋大兴城佛寺。

随法寺 《续高僧传》卷二八《隋京师随法寺释道贵传》云：“释道贵，并州人。《华严》为业，词义性度，宽雅为能，而于经中深意，每发精彩，有誉当时。加以闲居放志，不涉烦扰，市肆俳优，未曾游目，名利贵贱，故自绝言，精洁守素，清真士也。晚在京师，住随法寺，拥其道德，闲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敕流问，令送舍利于德州会通寺。……贵后镇业京辇，不测其终。”本传题为“隋京师随法寺”，显而易见，随法寺是隋大兴城佛寺。

沙门寺 《续高僧传》卷二八《隋京师沙门寺释法显传》云：“释法显，雍州扶风人，厥姓宁氏。生平志尚，禅寂为宗。文字纸笔，性不游履，沉默寡欲，不为世累。其师法开，定门幽秘，殆是不测。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与实禅师齐驾朝野，兼以简约清素，华贵倾属。显遇斯明匠，承奉累年，传习师宗，颇接徽绪，住日严寺。仁寿末岁，置塔陇州，下敕令送。……晚还入京，聚徒综业。每年岁首，受具者多，显为开发戒缘，鼓行坛忏，引聚清众，即而惠之。后终时也，将八十矣。”本传题为“隋京师沙门寺”，沙门寺是隋大兴城佛寺，殆无疑。

转轮寺 《续高僧传》卷二八《隋京师转轮寺释智能传》云：“释智能，姓李氏，怀州河内人。希意远尘，束怀律教，收听令誉，风被河右。开皇之始，观道渭阴，随奉资行，住转轮寺。仁寿置塔，奉敕召送于青州胜福寺中。……能晚还寺，更崇定业，林泉栖托，不预僧伦，逃名永逝，莫测终卒。”本传题为“隋京师转轮寺”，转轮寺是大兴城佛寺，毋庸置疑。

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颁政坊建法尼寺”条下称：“〔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王亚荣先生《隋大兴城佛寺考》一文考得佛寺116所，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长安志》的记载。但若加上笔者新得11座佛寺，隋大兴城佛寺则有127座，比《长安志》所记“寺额一百二十枚”还多7所佛寺。其实，隋大兴城佛寺不止120座。这是因为，其一，隋文帝所出“寺额一百二十枚”是官方明令计划在京师大兴城修造的佛教寺院，不包括民间各等人在大兴城修建的佛教寺院，而民间各等人自发在大兴城修建佛教寺院在隋代又是极其可能的事情。因为隋初一度奉行“有僧行处，皆立为寺”的政策，隋文帝还曾下令：“凡是营建功德，普天之内，混同施造，随其意愿，勿生分别。”史载，京兆太守苏威就奉敕于京城内选形胜之地安置伽蓝，“于是合京城内，无问宽狭，有僧行处，皆许立寺，并得公名”。其二，“一百二十枚”仅仅是隋文帝所出“寺额”，不包括后来隋炀帝时期在大兴城建造的佛教寺院，而隋大兴城佛寺还应当包括隋炀帝时期人们在此兴建的佛教寺院。

总之，隋首都大兴城佛寺不止120座，也不限于截至目前所知的127座，尚未尽然，还当有若干佛寺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发现。博雅君子，嗣有所得，当更续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