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是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盛行於元代，根據不同的起源和流傳地域，可分為南曲和北曲。本书研究對象是北曲，不包括南曲，書中的元曲也只指北曲而言。

古人對曲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一些曲論、曲話等戲曲著作上，比如周德清《中原音韻》對音韻譜律的歸納和討論、燕南芝庵《唱論》對歌唱方法的探討、鍾嗣成《錄鬼簿》對元曲作家作品的記載和評述、夏庭芝《青樓集》對優人表演相關問題的記載和討論等。在進行理論探索的同時，這些戲曲論著保存了大量重要資料，成為後人研究的依據。此後比較著名的曲論，有明人王驥德的《曲律》，呂天成的《曲品》以及沈寵綏的《度曲須知》、《絃索辨訛》，李漁的《閒情偶寄》等。

近人也編有一些曲論論著集，如《曲苑》、《重訂曲苑》、《增補曲苑》、《新曲苑》等。

曲學的本體研究還包括曲目的編纂，曲目是記載元曲目錄的著作，流傳至今的主要有：《錄鬼簿》，元鍾嗣成撰，是最早記載北曲作家簡要生平和作品的著作，保存了大量寶貴的資料；《太和正音譜》“群英所編雜劇”部分，明初人朱權撰；《錄鬼簿續編》，無名氏撰；《曲海總目提要》，46卷，董康等校訂；《重訂曲海總目》，清黃文暘撰；《曲目新編》，清支豐宜編；另還有王國維《曲錄》、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李修生《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元人雜劇概說》所附現存元雜劇總目及每種雜劇的版本等。

戲曲的創作離不開作家，記載元曲作家生平的著作主要有：《錄鬼簿》、《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青樓集》等著作，另今人孫楷第著有《元曲家考略》，其他記載散見於各種曲論著作中。

近人的曲學研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王國維先生為代表的“新曲學”，用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文學史的觀念來研究我國古代的戲曲，他的《宋元戲曲考》等成果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另一派為傳統曲學的研究，代表人物為吳梅先生，代表作有《曲學通論》、《顧曲麈談》、《南北詞簡譜》等，任訥、盧前、蔡瑩、王玉章、周志輔等學者在曲學研究方面也都卓有成就。

近人在雜劇的搜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其中以鄭振鐸先生用力最勤，功勞最著。鄭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意外發現了《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大大開闊了我們對元雜劇的認識。另外，鄭先生還主持編印了《古本戲曲叢刊》，收集了《元刊雜劇三十種》、《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等8種難得的雜劇選集，大大方便了學者們的研究。元曲的整理與校註方面的主要成果還有：隋樹森編的《元曲選外編》和《全元散曲》、王學奇主編的《元曲選校註》、吳國欽校注的《關漢卿全集》等。另外，由徐征、張月中等學者主編的12卷本《全元曲》收錄了元代287位（有部分明初作家）存名曲作家和諸佚名曲作者現存的所有作品，包括完整雜劇162種、殘劇46種，著錄佚目429種，共637種；包括散曲4609支（套），堪稱有元一代雜劇和散曲作品的總匯。趙景深先生做了大量的元雜劇的輯佚工作，1935年編成《元人雜劇輯佚》，後又修訂成《元人雜劇鉤沈》。

港臺的曲學家中比較著名的有汪經昌、鄭騫、羅錦堂、羅忼烈等。其中鄭騫是臺灣著名的戲曲理論家，其著作《北曲新譜》，材質豐富，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日益發展，元曲數字化工作也迅速開展起來，互聯網上既有許多零散的電子曲作，也有全元曲的電子文本，許多以前難以看到的元曲選本現在都可以在網上下載，給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電子文本不能直接拿來作研究之用，因為網上的文本往往有許多錯誤，在使用之前需要先進行校勘。卓群數碼科技出了一套PDF格式的全元曲，我們利用格式轉換軟件將其轉換為純文本格式，再用紙質文本進行校對，作為本研究電子文本的底本。

詩文用韻的研究，是漢語語音史的重要內容。王力先生（1980）說：“歷代韻文本身對漢語史的價值並不比韻書、韻圖低些。六朝以前沒有韻書，因此六朝以前的韻母系統主要是從韻文中顯示出來……《切韻》以後，雖然有了韻書，但由於韻書拘守傳統，並不像韻文（特別是俗文學）那樣正確地反映當代的韻母系統。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唐詩、宋詞、元曲的實際押韻，來補充和修正韻書脫離實際的地方。”我國韻文材料豐富，幾乎每個時代都有。韻文材料的用韻研究也向來為學者所倚重，可以說成果斐然，比較成系統的研究有：清儒們對以《詩經》為代表的先秦詩文用韻的研究，羅常培、周祖謨先生的《漢魏晉南北朝音韻演變研究》，昌厚（李榮）先生的《隋韻譜》，鮑明煒先生的《唐代詩文韻部研究》（初唐卷），耿志堅先生的有關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五代詩人用韻考的系列論文（1983、1984、1987、1989、1990、1991、1992），尉遲治平先生及其團隊關於五代（1998）、晚唐（1999）、中唐（1999）、盛唐（2001）詩文用韻系統的系列論文，魯國堯先生及其團隊關於詞曲用韻研究的系列成果，魏慧斌博士的《宋詞用韻研究》等等。

相對來說，學術界關於元曲的用韻研究成果較少，大致可分以下幾個方面。

就筆者所見，目前共有6位元曲作家的用韻被研究過，分別為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鄭光祖、喬吉和張可久。

廖珣英先生的《關漢卿戲曲的用韻》可以說是第一篇從音韻學的角度研究元曲的文章，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是這個領域裏的唯一一篇論文，其結論常常被人引證，極具學術參考價值。該文分析了關漢卿現存十八種雜劇的731支曲子的用韻情況，通過與《中原音韻》比較，發現“《中原音韻》跟曲韻並不完全一致”，在清入聲字和個别字的歸納上還存在差異，但兩者的大體輪廓還是相同的，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因為音變、韻緩等。

此後，倪彥的《從馬致遠曲韻看入聲字的分派》和魯國堯先生的《白樸曲韻與〈中原音韻〉》分别就馬致遠和白樸的用韻展開研究。倪文分析統計了馬致遠的雜劇用韻，其與廖文的統計結果幾乎一致，認為馬致遠的曲韻中，濁入聲字的分派基本與《中原音韻》相同，但清入聲字的歸派兩者出入較大。魯文通過對白樸現存295支曲子曲韻的分析，認為《中原音韻》釐分19韻是符合元曲用韻實際的，但二者也有一定的差異，最顯著的就是白曲有若干通叶的現象。

杜海濤《鄭光祖戲曲用韻研究》，該文考察了元曲四大家之一鄭光祖的戲曲的用韻，論文特色在於列表比較了元曲四大家用韻的異同，認為四大家用韻稍有差別，但是還是可以看出元代戲曲作家在創作戲曲時“有共同的語音基礎”。另外，該文對入聲字的討論比較深入、透徹，認為雖然清入聲字派入上聲不能從曲韻中歸納出來，但是《中原音韻》中對於清入聲字的歸派還是可信的。

《喬吉戲曲用韻研究》和《張可久散曲用韻研究》為兩篇碩士學位論文，分別對喬吉和張可久曲作用韻進行了研究，並與元曲四大家的用韻相比較，認為這幾位元曲大家的用韻基本一致，個人用韻特點並不突出。

除了上述幾位元曲大家外，元代還有張養浩、曾瑞、貫雲石等曲家著作也頗豐，至今尚無人進行過相關研究。

據我們統計，有完整北曲作品流傳下來、存姓名的元代（不包括明初）曲家共235位，除去里籍不詳的還有160位，其中浙江籍30人、河北籍23人、山東籍17人、大都籍17人、江蘇籍14人、山西籍13人、河南籍12人、江西籍11人、西域5人、湖南籍3人、陝西籍3人、內蒙古3人、安徽籍2人、四川籍2人、新疆2人、湖北籍1人、福建籍1人、高麗1人，曲家的區域分佈相對集中。剖析不同地區作家韻文材料的用韻，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的通語和方言。前賢們在詩、詞等韻文材料的地區作家群用韻的研究上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比如魯國堯先生對於宋詞的分區域研究。近年來，學術界對元曲的地區作家群用韻研究也逐步開展，但是相對來說比較薄弱，僅大都、山東、浙江、山西四個地區的曲家被研究過。

鄧興鋒《蒙元大都曲家雜劇用韻研究》是一篇博士論文，該文對元代大都籍曲家的所有雜劇進行窮盡式研究，並與《中原音韻》進行比較，認為兩者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也存在不少明顯的差異，《中原音韻》並非純粹歸納北曲用韻而成。另外，作者還注意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更新，比如在版本的選擇、韻字的勾稽等問題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該文還尤其注重單字讀音的研究，對我們的工作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元代山東曲家的用韻見於曹正義《元代山東人劇曲用韻析略》，通過考察元代（含明初）7位山東曲家雜劇的用韻，曹氏認為山東人劇曲的用韻系統，多與今天的方音相承。就發展的線索看，陰聲韻類以分為主，在各方音的音讀也時有差異；陽聲韻類以合為主，諸方音的音類也都相合一致。入聲字音的變化較大，但與劇曲音讀承接的關係還是非常明顯的。

研究元代浙江曲家用韻的論文有兩篇：李惠芬《浙江元人散曲用韻研究》和李超《元浙江曲家散曲、雜劇用韻研究》。兩文的差別在於前者的研究材料僅限於浙江籍曲家的散曲作品，後者將浙江曲家的雜劇及非浙江籍但長期生活在浙江的曲家的曲作也加入進來，擴大了語料。兩文都試圖想發現元代時一些吳語的特點，但通過與別的地區曲家的用韻比較，發現方言特色並不明顯，認為《中原音韻》確實反映了當時的語音實際。

元代山西籍曲家的用韻參見拙作《元代山西人雜劇用韻研究》。我們認為元代山西曲家用韻與其他地區曲家用韻基本一致、與《中原音韻》相符，反映了元曲是根據通語入韻的。《中原音韻》反映了元代的實際語音，代表了當時的通語系統。

從以上綜述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對元曲地區作家群的研究還是相當不够的，像河北、河南、江西、江蘇等元曲家比較集中的地區的用韻研究還是空白，而且已有的研究多限於衹對雜劇用韻進行分析，沒有將北曲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散曲作爲研究的語料。

對某個作家的個案研究和對某地區作家群的研究當然是有必要也是有意義的，將不同作家間和不同地區間作家的用韻進行比較以期發現一些方言特點或某位作家的用韻習慣，但就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這種方言特色或單個作家的用韻習慣並不明顯。另外，這方面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用韻材料不够廣泛，有些語言現象可能會涉及不到，影響結論的客觀性與準確性。

楊載武的《元散曲的用韻》討論了現存所有元散曲的用韻情況，認為元散曲所用韻與《中原音韻》所分韻同，但個别韻字與《中原音韻》所歸韻略有出入，入聲韻字在散曲各陰聲韻中的使用與《中原音韻》所歸韻基本相同。最後指出“《中原音韻》較客觀地反映了元代的實際語音，能够代表元代北方話的語音系統”。

還有一些研究，也利用了元曲這種語料，但是研究角度不同，如：

臺灣金周生的《元曲暨〈中原音韻〉東鍾、庚青二韻互見字之研究》和《〈中原音韻〉入聲多音字音證》兩篇文章。金氏在前篇中對現存元曲中實際使用“東鍾”、“庚青”二韻互見字的情形做了一個全面觀察，認為互見字的產生是由方音異讀和音近同押造成的；《中原音韻》二韻的互見字都能在元曲中得到印證。在後一篇中，金氏遍查《中原音韻》中80個常用入聲多音字在元曲中的使用情況，認為它們與元人曲韻實際用法相合；《中原音韻》的入派三聲可能是一種受曲調影響而自然改變原聲調的特殊唱曲音。金氏的研究對韻書中一字多音的現象，可以提供一些解釋的線索。

從曲學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有周維培《〈中原音韻〉三題》，此文後來作為一章內容出現在周先生的著作《論〈中原音韻〉》中，見下文介紹。

從假借字的角度，如宋蘅《元曲假借字的音韻研究》，通過對四大家雜劇假借現象的研究，認為元曲的語音系統與《中原音韻》基本相符，但也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因為新產生的口語音與正音的分歧以及方音與正音的分歧。

對元曲中的某個單字音進行考釋，如楊耐思、藍立蓂《元曲裏的“呆”字音》，從元曲中的用例和韻書記載兩方面考察，認為叶入皆來的“呆”是“獃”的俗字。

綜上，目前學界對元曲的用韻研究是相當不够的，已經取得的成果大多是對單個作家或作家群用韻的研究，尚無人對現存所有元曲的用韻進行全面考察，即便地區作家群的研究，也很薄弱，還存在不少地區用韻研究的空白，需要進一步研究。

利用元曲的用韻與《中原音韻》作比較，進而考察元代的語音系統是十分有意義的，但就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還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劇本的選擇問題，學者們對《元曲選》的性質莫衷一是；又如如何解釋元曲實際用韻中清入聲字的歸派與《中原音韻》嚴重分歧的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除了元曲，元代還有諸如諸宫調、詩、詞等韻文材料。學界針對這些材料的用韻也開展了一些研究，如廖珣英先生的《諸宫調的用韻》，將現存的三種諸宫調的用韻與《中原音韻》比較，並用元雜劇參照比較，認為諸宫調的歸韻跟《中原音韻》大同小異，入聲押陰聲韻並不是北曲的創舉，諸宫調中已經出現。

對元代詩歌用韻的研究主要有近幾年的幾篇碩士學位論文：田業政《元代江西詩人古體詩用韻研究》、秦傳庫《元代紹興路詩人用韻研究》、王傑立《元代楊維楨等浙江詩人古體詩用韻考》、李桂香《元代浙江詩人古體詩用韻研究》，分地域對元代詩人的用韻進行了研究。

對元詞研究比較多的有魯國堯先生，他比較注重考察同一作家的詞、曲用韻甚至於詩韻的異同，這體現在《白樸的詞韻和曲韻及其異同》和《元遺山詩詞曲韻考》兩篇文章上。魯先生認為白樸的詞韻，“除了在入聲韻字的處置有異處，與其曲韻大體上相同”，衹有詞之灰頽與機微二部至曲合二為一。元遺山詩詞曲用韻歸納出的韻系與《中原音韻》相當接近，詩詞用韻與其同時代的諸宫調，略後的北曲用韻及《中原音韻》音系有一定的差異，這與詩詞用韻的習慣約束有關。另外，李愛平《金元山東詞人用韻考》，對金元山東人的詞作用韻進行了探討。

除了音韻的研究，有關元曲的詞彙和語法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多，大體上可分爲兩類：一類以解釋考訂俗語方言爲主，以徐嘉端的《金元戲曲方言考》為代表，該書是解釋金元戲曲方言俗語的第一部專著，此後還有朱居易《元劇俗語方言例釋》、黃麗貞《金元北曲語彙之研究》、陸澹安《戲曲詞語匯釋》等；一類以解釋虚詞爲主，以張相的《詩詞曲語詞匯釋》為代表，該書匯集解釋了唐宋金元明人詩詞曲中的特殊詞語600多條，材料豐富、考釋精當，在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方面有劃時代意義，後王鍈的《詩詞曲語辭例釋》對張書進行了補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顧學頡、王學奇的《元曲釋詞》是迄今爲止收集考釋元曲詞語最多的一部專著。另外，關於這方面的研究還有一些論文，不再贅述。

《中原音韻》，元周德清撰。周德清，字日湛，號挺齋，江西高安暇堂人。《中原音韻》作於“泰定甲子秋”即1324年，但一直到至正元年，即公元1341年才在吉安正式刊行。《中原音韻》本是一本為撰作北曲而設的曲韻書，自問世以來，一直被明清的曲家奉為圭臬，幾乎是曲必稱《中原音韻》。無論是體例還是音系，它都與《切韻》系韻書迥然不同，也因此受到正統學者的排斥，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之作，直至錢玄同先生在《文字學音篇》中首次指出它在音韻史上的重要價值，正式將它引進音韻學研究中來，開辟了音韻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近代音。

20世紀30年代，羅常培先生發表名篇《〈中原音韻〉聲類考》，歸納聲類20個，為《中原音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接著趙蔭棠先生發表《〈中原音韻〉研究》，考訂了《中原音韻》一系韻書源流派別，但其擬音尚需商榷。陸志韋先生的《釋〈中原音韻〉》提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見解，如“北語尚有入聲”。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首次使用訥庵本對《中原音韻》的聲、韻、調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李新魁《〈中原音韻〉音系研究》提出《中原音韻》的基本方言是以洛陽音為代表的河洛音，成一家之說。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提出內部分析法，充分挖掘書中的內部材料，被稱為後出轉精之作。針對《中原音韻》進行研究的學術論文更是數不勝數，難以殫舉。通過幾代學者的努力，關於《中原音韻》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層出不窮，蔚為大觀，成為一門顯學。但同時，我們也需注意到：《中原音韻》雖日漸成為語言學界研究的热點，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但是由於《中原音韻》的材料過於簡略，沒有具體的語料，韻書自身的材料已被前輩學者們研究得比較透徹，但還有若干問題至今無法解決，如該書的基礎方言、有無入聲等問題，學者們莫衷一是。周德清在“正語作詞起例”中提到“前輩佳作中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聲”，由此可以看出《中原音韻》與元曲的用韻關係密切。根據元曲用韻來考察《中原音韻》的性質，許是一條可行之路。

本書對現存所有元曲的用韻進行了窮盡式的研究，整理、歸納出了元曲韻部，並從韻部、單字、聲調三個方面與《中原音韻》作了詳細比較，對《中原音韻》以及近代音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