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论及锡业，一定要想到个旧，提及个旧，也一定要想到锡业。由锡业想到个旧，是因为个旧的大锡在全国是首屈一指；例如自一九〇二以迄一九三五，其出口量对于全国大锡总出口量之比，最高为百分之九九.五，最低也不下于百分之八〇。是以全国内所有其他锡产区（如江西之大廋，广东之电白、揭阳，湖南之江华、临武、常宁，广西之河池、南丹等）也还不足以与个旧一隅相拮抗。故如谓我国锡产位居世界之五，实即个旧锡厂位居世界之五亦不为过。

何以说提及个旧，也一定会想到锡业呢？因为个旧全县除锡产而外，毫无其他出产可言。个旧原系蒙自之一部，迨后锡业渐兴，人口大增，乃于民国二年改设县治。现县内所谓本籍人口，实多江西湖广原籍，其他则几全为邻近各县石屏建水移居而来；至于工人则历来以本省迤东各县占大多数。在过去极盛时代，合县城与厂区人口计之，约为八千余户，而实无一家不直接间接与锡业发生关联。至于物品之供应，则虽一草一木亦必自他处运来。故个旧以锡产著，亦以锡产存，无锡业即无个旧，个旧发亦即象征中国锡业的衰落。

因此，锡业之一兴一替，动辄于个旧之荣枯。并且个旧大锡产量曾经到过一万一千余吨，而其在国内市场之销售量不过一二千吨，其绝大部分实视国际市场以为转移。故自滇越铁路修建伊始，锡价渐涨而厂务随兴；迨第一次欧战兴，国际交通大受影响，锡销陡滞，厂家即遭受打击。自民国二十四年以迄抗战军兴之前，因受香港汇价上涨之赐，个旧曾达其空前未有之繁荣。但自抗战以还，内则物价节节上涨，外则国际交通相继阻塞，生产成本相对提高，销路乃不畅旺。故去年锡产合私家与公司计之，亦不过三四千吨。在政府方面，垫款收购维持，似已甚感吃力。至于厂商则以累代之经营，巨万之设施，弃之则百年基业隳于一旦，继续维持则又亏空累积。复业既未知何时，赔折将何所底止？是以年余以来，资本小者以告困穷，资本大者或株守以待接济，或暂时移其资金于商业。然时日如逝，方数十里内之厂房多成废墟，数千户之城垣顿成冷市，笔者五载重临，忆当年之繁荣，睹今兹之惨像，念未来之锡业，深觉对有关当局及当地厂户不能已于一言。

凡人碰到危急患难，总免不了怨天尤人，是以在个旧今日处境之下，交通的阻碍，物价的飞跃，敌机的轰炸，政府的定价，以及金融周转不灵，这一切都是当地人民怨尤的对象。但究其实际，这些都有其影响，但俱非最根本最终极的原因。凡是明白个旧锡业情形的人，如果能外揆国际锡业的趋势，内审政府对于主要资源经营的原则，以及社会部年来对于劳工保护的积极措置，就可以逆料个旧传统的锡业，如不大加改进，大部分会将无以自存，故其衰落实不过一迟速慢急的问题。为的是它的产业是建筑在血汗制度之上，政府实不能听任此种状况长久存在，已属显然。再则大部分出产须销售于国际市场，效率与生产成本应与别国争胜。从前者言，劳工待遇提高，则成本亦必随之提高；从后者言，则反须压低成本，减轻售价。如此双方兼顾，自是使利润作双倍之收缩。故如别无加速效率，减轻成本的有效办法，自然会把劣势的经营，逐渐淘汰。

所谓血汗制，本来是指厂主压榨工人，冀从劳工身上剥削利润的一种方式。个旧的锡业，从工人方面言，其种种苦况，自非片言可以形容。所以有人指出他们是处于半奴隶的状态，因此说它是一种血汗制并不算是过火。不过有一部分业主，当其初入矿山之际，披荆斩棘，觅战苗，御凌夷，亦多手胼足胝，除少数极幸运者外，莫不有其艰辛而困苦的奋斗。故谓其整个产业造端于血汗之上，也不为过。因为初次到矿山去创业的人，并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多半是衣食艰难，走投无路，才肯不辞艰险，匹马单枪地深入荒山。如果稍试而成，挖得所谓旺硐，本利相乘，成规渐具，自可渐入坦途，同时他们对于矿工也自然比较宽容。否则开采失败，则自身尚不免于流落，更何有于工人呢？所以在当地从工人一跃而为大业主的事固有，不幸自业主沦为工人者亦往往而是。通常所谓个旧矿主狠毒刻薄有失人性，产业不稳实其一因。我们只看到某些从锡业起家的财主，现在已成巨商富贾，虽然有过一度矿工生涯，其最终的幸运总属可羡。但是我们也得想到与他们同时的，又该有多少金梦难圆，以致累死于地下的冤魂！总之过去的开采技术落后，社会不安，组织零星散漫，以致百十年来，个旧锡业依然无法达于稳定而合理的地步。

当然这种畸形的产业，在过去只算是幸存于一时，现在这种幸存的根据，实已日渐消失了。纵舍战时物价交通种种问题不论，世界锡产的战争，实已早非寻常可比。例如据世界锡产首位的马来，自第一次大战以后，为锡矿开采已逐渐机械化，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及荷属东印亦于世界锡业中渐据重要地位。且近年以来，英美各国对于大锡代用品的研求，已具相当成效，故并未因南洋锡产之丧失感到过分的恐慌。而我们大部分的锡业则一仍其百余年来之旧贯，技术不求精进，加以内销有限，外销由人，即售价不再提高，亦已不易与人争一日之长短。何况在另一方面，站在政府的地位以视当地矿工之处境，深觉最低限度之劳工福利必须请求，如最低工资，适当之营养，乃至医药治疗，伤害赔偿，过去一概缺乏，未必不应该先后举办，岂能一仍已往，听凭雇主以工人生死赌一己之得失？似此最低限度之要求，自会加重厂主之负担，提高其生产成本。故如不能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上求精进，自唯有停止营业之一途。我们还可就近举一例证，如该处老厂锡矿自与民营的旧式硐子打通之后，双方曾一度进行合作，结果人民利用公司设备从硐底将矿砂运至地面，除与公司按六与四之比分配外，较之由私家全部用人力背负尚多出五倍的效率。现在民营锡产的成本较之公司已高出三分之一以上，如将来公司完全采用机械，则其相差之程度当然还不止此。由此可见近代化的设备对于产业的兴替实有莫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那里看到炉号上的人力抽风，看到运柴米驼矿砂迟迟其行的骡马，看到各家备枪支雇壮丁以防抢夺侵占，拿来与现代的经济组织比较，真觉得还滞留在原始状态，并不止落后百年，那么还怎好与人谈并驾齐驱呢？

不过上面所述已往的差池，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人民，因为政府对于这种重要资源的注意，并不只始自今日。在起初是云南省政府的管制，此乃根据二十七年省政府的议案，由当局参照国外市场的锡价，及个旧锡产成本，收购运销，其他一切生产所需之主要供应物品，省府也有所调整。这个议案，后来是交由富滇银行负责实行的。

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经济部规定锡业管理规则五条。同年十月资源委员会于昆明设立矿产出口运销处，复按十二月二日经济部公布之矿产品运销出口管理规则，将锡之收购运销统归资委会执行；采锡商人应按政府定价直接售于出口运销处，或其委托机关；即或在内地运销，亦应有资委会之运销执照。该处更为就近管理起见，特于个旧设立事务所，过去富滇银行之一切收买运销事务，从此就交由该所执行了。

唯大锡之价格系由政府规定，同时因为外销之故，其价格又不得不以国际市场一般之供求为转移。无如战时物价上涨，人工奇贵，加以个旧除大锡而外又别无所出，举凡食粮燃料以及建筑器材尽皆取自外县，而自县城至矿地复有相当行程，以致锡产成本更相形见高。故近数年来厂商累有加价之请，函电迭驰无虑百次，近而县参会省参会，远而参政会议皆曾提出此项问题。实则自二十九年以来，锡价已经增加八次之多，最近之定价已至每吨十一万元。但据厂商计算，截至三十二年年底，其成本已增至二十七万，官价至少低于成本一半。而尤觉为难者，则为炉号交锡于事务所之后，常无法取得十足现款，断续之支付，不足以弥补物价之升腾，小的业主随支随用，其仅有之资金常随锡款以俱空。而一部份炉号则又藉口款无所出，收购矿砂之后，更任意拖欠，而另移其资金于他业，故吃亏最大者厥为一辈无熔炼设备之厂主。当然在政府自亦有其苦衷，因为目前收购大锡，不只是遭受亏累，并且呆滞了大批资金。

不过从政府立场来说，不论为一个区域人民生活计，或为全国锡业计，决不会听其一蹶不振。将来锡之产销，除英美市场而外，苏联方面亦大有销售之可能。而将来本国工业发达之后，如制马口铁、器皿、电焊、合金以及玩具种种，内销亦属有望。所以，蒋先生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即会指出战后锡产每年须达三千万吨。那末审未来大锡之需要，揆国内各区之厂情，实非发展个旧锡业不为功。

有些个旧朋友曾经询问我们，到战后，政府对于锡业的统制是否可以取消？我们却给了他们一个否定的答复，就是在平时，政府对于锡业恐仍将有相当的控制与调整。这不仅对于锡业为然，实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理由很简单，像锡这一类的生产是国家的主要资源，此类企业经营的成败得失给予社会的影响至巨，政府对于这类有过分利得同时又有相当风险的事业，得设法调节处理，于个别经营之上，得有提纲挈领综计全局的一个机构，以便统筹兼顾，期于出口贸易，于私人盈余，于劳工福利，收并行不悖之功。

按我国二十七年第三次修正的矿业法，系分矿业权为三类，即矿业权、国营矿业权及小矿业权。那末不论为国营矿业权之出租或矿业权及小矿业权之登记，政府似应即早着手，庶可以安定民营厂主之心；即或民营并无法律根据，亦应即早宣布，使各厂家知所取舍从违，而不至长此狐疑观望，使公私双方交蒙不利。假使民营矿业得继续经营，政府更应有通盘之筹划与合理之监督，领得矿权之团体或个人，对于资金之筹措营业之稳定性须有相当的保证。对于动力之运用，技术之改良，亦须有最低限度之要求。决不让其再有幸则一朝致富，败则仅以身逃，置一切债务与契约而不顾的事态发生。国民暴富暴贫的现象，应俱为现代经济制度所不许，故于民间企业，须有合理之保障与安排。

过去政府对于个旧锡业之管制，好像只顾到了消极的一面，此后似宜更进一层多作积极的指导与调整。此类工作当然不只以收购现成之锡产为已足。举凡厂区交通、水利、治安、环境卫生、工人进退、劳资纠纷、开采技术之讲求、产销合作之创立，皆在在有改进之必要。其实凡此种种，各个厂家也莫不知其重要，但以缺乏公积资金与领导能力去推动发展，以致百余年来，绝少关系全厂之建树，大家视个旧为一猎财之场，偶有所得即行知足而退，对于个旧本身毫无好的影响可言。如以政府之力统行筹划，则公家投资必有所取偿，私人所蒙之利当远比其所付之代价为多。再如战时铜铁奇贵，正可以奖励锡造器皿，而广为推销，实一举而数利，殊未可以唯恐私运因噎以废食也。虽然迩来已有容许次锡内销之令，但必须机构灵活，办法切实，而主持其事之人更宜期期以发展内销为己任，使商人称便，交易繁兴，而后有成效可言。尤有进者，唯锡业兴，民利厚，则政府对于劳工保护之法令始易为力，如生产落后，成本提高，而内中除劳工成本外，甚少伸缩之可能，则雇主自必在工人待遇上作剥削。例如当前，整个个旧民营锡业已奄奄待毙，所谓工人福利将从何说起？

总之，个旧锡业自发展以来，已有百多年之历史，而矿区辽阔，情形尤为复杂，过去其每年万吨左右之锡产，乃由一千多个单位集并而来，论其开采形式，则又有所谓硐尖、草皮尖、冲慌尖等等，其矿地之零星综错更胜于我国之农田，故如欲改成集体经营，亦迥非易事。如果我们希望战后锡业即早恢复，以充国库惠边防，并为卸甲归来的战士留此十万余人之一工作场所，则个旧锡业必须由政府加以积极扶植。最好是由财政部、经济部和社会部会同商一调整原则，暂以国营与民营并存为条件，而全由政府加以管制与监督。如资金、工程、技术、水利、工人福利种种问题，政府须为全盘之设施，同时在逐步经营管理之中，又预为将来国营或集体经营作准备。于是个旧锡业当可以此次之消沉而生面别开，则此岂独个旧一隅之福音，实亦全国锡业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