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学者必有一流的直觉，但这个直觉不是普通人的直觉，而是透过严格训练和长期耕耘所获得敏锐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如果说，李金铨先生在《传播纵横》一书中言简意赅地阐释学者治学心得，那么毋宁说，这句话更展现出一名在国际传播领域耕耘多年的优秀学者最真切的研究感悟。无论在早些年间关注国际媒体对于世界重大事件的新闻建构，还是在近十几年来，对国际传播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强调与剖析，抑或是对彰显在地经验和贯通全球视野的讨论上，李金铨先生只是谦逊地表达，自己之所做，仅表示“在学术对话中报了到”。

在地观点与全球视野进行转换

全书由国际传播和民国报刊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另有四篇附录延伸相关思考和学人访谈，而首尾则由“传播研究的时空坐标”和“学术生涯五十年”遥相呼应。国际传播部分，作者将对学科“内眷化”的反思贯穿在美国国内传播范式转移、美国现代化理论对国际传播方向的笼罩等问题之中，从而提出建立国际传播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必要性。新闻史部分，旨在通过进入文化肌理的个案研究，尝试打开历史“那一面”的全方位观照。

作者开放互动的心态与宏大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其不断凝练出多元和相对的看世界的方法，同时又能在对细节与复杂性现象具体入微的探究中游刃有余。如被作者认为全书“重头之作”的“在地经验、全球视野”部分，将国际传播研究融会于在地观点和全球视野的连接转换之中，以求整合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又如当研究者“聚焦局部的历史时，要不断联系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前景与背景，方始见得常与变的交光互影。”

全书每部分的内容各从起类，看起来似乎旨趣大相径庭，实则彼此之间的关联显明且言之凿凿。在完成这几个部分的讨论时，作者如同一名驾车高手，不仅车开得好，而且还能把一些具体现象、命题的内容抽离转化为另一层面的“信息”，从而把自己从某个具体的研究话题或领域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共通性”的理解。譬如对国际传播的文化性、报刊与公共领域、报人情怀与国家想象等议题，看起来内容并不直接相关，但无不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间寻找最大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对答案的追寻不是简单得出因果关系，而是回到具体的社会脉络，“细致刻画并剥解其层层的意义”。

“脉络”是连接、转换和融通

作者对自己被归入“脉络学派”的说法欣然应允。“脉络”一词也形成贯通全书的关键词。从小处说，作者强调具体研究议题要进入脉络（语境）之中，例如作者在谈到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时，提出要把“文本放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来理解”，如此，“历史面貌是必须联系文本和层层语境经过阐释获得了解的”。对研究者（个人或社群）来说，研究旨趣不能脱离社会脉络。在这点上，作者坦言受到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极大的影响，对“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的提法“相见恨晚”。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作者认为要做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则应该寻找到“世界的脉络”，才能打破被历史或地理特殊性束缚的局面。

由是，本书的“脉络”，既是一种连接、转换、融通的视角，更是一种方法论和知识论的言说。将其视为连接的可能，作者提出研究者在做社会科学解释的时候应寻找合理且有生命力的联系；将其看做转换的视角，作者看到“在一个脉络之‘是’，可能是另外一个脉络之‘非’；在同一个特殊的脉络里，甚至可能亦是亦非，端看条件、时间、议题而定”；将其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则提醒治学者分析文本时“一旦孤立看待，脱离语境，没有其他证据或场景可资比较，便容易陷入过度解读的险境。”

细品作者对“脉络”的阐释和熟稔的运用，阅读者仿佛穿梭在历史、当下与未来，又如在具象和抽象不同的阶梯流连驻足，期间，感受到的则是文字和思考具有的“浓郁的醇香”。“所谓经典著作，就是每次读必有所得，又经得起时间考验。”《传播纵横》就是这样一本提高个人学术品味和境界的可“得”之书。反复阅读，书中之“得”，不仅可能让作者”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逐渐内化成为你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还能够激励读者去体悟和倾听更具创造力和主体性的“内在声音”。这种声音，触发处于不同立场、位置的人们得以从容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了全球视野，而经脉络之贯通，无论对作者，还是之于读者，本书仿佛有了无穷的“对话”力量和让人无限思考、拓展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话，超越对某个具象问题的单纯讨论，甚至超越某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而不断彰显出学术人与文化人如何发挥主体性的问题。在书中，这种“对话”无不贯穿始终。既有对不同学科之间加强对话交流的极力倡导，还有对不同学术社群之间“多重阐释”的期待，更有着对不同文化之间建构“多元现实”的审视。

保持开放互动的态度

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分析层次多样丰富，单就个人境遇来说，就能看到作者反复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生命体验进行剖析，身体力行，表达求学和教研生涯中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对自己的滋养。而在书中下篇“民国报刊：新闻与历史的联系”部分，作者回溯中国近代史的场景，讲述民国史家和新闻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从而提出“新闻史的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同时从新闻史回向给人文与社会科学，保持一个开放互动的态度。”这种对话，必然也会存在于不同的诠释社群之间。源于文化、阶级甚至种族等方面的差异，诠释社区描述和建构现实的方式、路径不同，唯有通过多元对话和沟通的过程，不同社群之间可以实现“互为主观性”。这种对话，更来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倾听、论辩。有了“视野的交融”，新的声音和理解得以显露。从这个角度讲，作者认为对如何从西方吸收学术，又如何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探讨，正是本书关注的主要旨趣。

总之，作者以五十年学术生涯见证半世纪传播研究的历史，“跨界”、“搭桥”了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与研究领域，使它们得以“交光互影”。因此，本书超越学科之间的界限，对“做怎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启迪有益。五十年学术生涯，也是作者将生命深刻体验延伸至对社会的关怀和个人学术志业的析解与呈现。这种切己的观察，既不晦涩难解，更无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姿态。相反，全书晓畅通达，意蕴绵长，让人爱不忍释。从这样的意义讲，本书饱含情感，不仅是学术之书，更是生活艺术之书。

本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