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文学研究

作者：杨绍军

来源：《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

发布时间 2019-12-24 20:28   浏览量 294

作为新月派著名的诗人和理论家，闻一多先生在诗歌理论研究中承接古今、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在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许霆先生所说的那样：

闻一多和其他新月派诗人的诗论和诗作，为我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兴起提供了艺术积累和发展基础，成为新诗由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基石。

在20世纪40年代严酷的社会现实中，他虽然身在昆明，却心忧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他读到“湘黔滇旅行团”学生刘兆吉采集到的民间歌谣、诗人田间和艾青的诗歌时，他连续写出了《西南采风录·序》、《时代的鼓手——谈田间的诗》、《新诗的前途》、《诗与批评》等，强调诗歌要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苦痛，这种新的诗学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他的诗学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以说，是社会和时代造就了理论家，同时也造就了新的诗学观念的问世。他在《西南采风录·序》里，提出“抗战至上”；在《三盘鼓》序里，认为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华民族，需要的是药石和鞭策，需要的是象征搏斗姿态的诗歌，需要的是负起时代使命的声音：

诗集的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

在这些诗歌论著中，他早年所遵循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形式探索和浪漫主义诗思基本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注重现实生活和坚定的历史现场的“具象”景观：将诗歌中的表现内容——历史与事实建立在现实与当下的基础之上。同时，他亦对传统的诗学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他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诞生以来那“一阵朴质而健康的鼓的声律与情绪”消失了，“接着依然是‘靡靡之音’的传统……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变本加厉地风行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期待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因此，当他看到田间的作品时，他对《人民底舞》、《给战斗者》、《多一些》等诗歌大加赞扬：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欲、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

可以说，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他心中的艺术天平，他主动放弃原来坚守的传统诗学的艺术原则，不再坚持“格律化”的主张和注重“声与色的质素”美，提出了新诗要走向大众，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由此可见，在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后，他一改过去那种“浪漫化、唯美化”的艺术追求，转而认同和强调诗歌的现实社会功能，号召诗人们以诗歌为武器，加入到抗日战争的同盟中去，为民族鼓与呼。

在他亲手编撰的《现代诗钞》中，他格外重视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现代诗钞》中所选的作品，入选诗人65位，其中有明显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人有29位，占入选人数的45.8%；入选诗作184首，其中具现代主义诗风的有70首，占入选作品的38%。在这些诗人中间，大多是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的现代主义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王佐良、杨周翰、罗寄一等。因此，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在西南联大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主义年轻诗人，并对这些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西南联大，他还陆续发表了《诗与歌》（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复刊第16期）、《乐府诗笺》（《国文月刊》第1卷第3期首刊，后在第4、8、11、13、16期续刊，至1942年10月止）、《怎样读九歌》（《国文月刊》第1卷第5期）、《周易义证类纂》（《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伏羲考》第一、二部分（昆明《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庄子内篇校释》（重庆《学术季刊》第3期）、《诗经通义（召南）》（《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3期）等一大批涉及《诗经》、《周易》、《庄子》、《楚辞》和神话领域的学术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著作《楚辞校补》和《唐诗杂论》。

应该说，在他的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中，他坚持着整体研究的设想，在中国文学进程中选择关键点切入，由唐诗而至《诗经》，再至《楚辞》和神话研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就是这些丰富而庞杂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他都有精彩的论述和创作。据他的后辈回忆：

闻一多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持续时间最长、耗费时间最多、取得成绩最突出的，首推《楚辞》研究。在他已发表的论著和现存的手稿中，《楚辞》部分占有相当的比重。

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对《楚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在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展丰富，成果不断增加，使他成为当时《楚辞》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楚辞校补》在1942年3月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内容除《引言》、《凡例》、《校引书目版本表》外，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辨》、《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17章。该书以《四部丛刊》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阅和引用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辑校》、刘师培《楚辞考异》等宋明清及近代学者28人的考据成果，驳正者3家，校引书目65种。按照该书“凡例”中的说明，校补类的内容分为5项，即：

今本误，可据别本以提正之者；今本似误而不误，当举证说明者；今本用借字，别本用正字，可据别本以发明今本之义者；各本皆误，而以文义，语法，韵律诸端推之，可暂改正以待实证者；今本之误，已经诸家揭出，而论证未详，尚可补充证例者。

据此，他达到了博采众家之长，补正旧著之短的初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书中明确自己对《楚辞》研究的3项课题是：①说明背景；②诠释词义；③校正文字。同时，他指出做此项工作的目的：“是想替爱好文艺而关心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朋友们，在读这部书时，解决些困难。”因此，在校注时他广泛搜集求索，认真考据辨析，穷尽诸家之说，使得该书具有较高的水准。该书出版后，在昆明、重庆等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认为他以开阔的宏观视野，翔实的史籍资料，在继承国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基础上有创新性的发展，并运用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古籍，研究文字、民俗、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同时代及后世学者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与《楚辞校补》不同，《唐诗杂论》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是他拟定的关于唐诗研究的写作计划，由于他的猝然离世，最终没有完成拟定的任务。

1948年，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编辑开明版4卷本《闻一多全集》，首次以《唐诗杂论》为题收入，内容有《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孟浩然》、《贾岛》、《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杜甫》、《英译李太白诗》9篇。在这些论文中，他的论述重点不在罗列一个个孤立的诗人，而是把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着重于通过他们揭示唐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尝试解开唐诗从低潮跃上中国古代文学顶峰的谜。因此，他首先分析了初唐诗风不振的原因。初唐政治、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封建社会数千年的时间里算得上难得的“盛世”，但诗歌创作却难以与之相符。对此，他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指出：

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晏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

在说明初唐诗风不振的事实后，他认为封建统治者的干预和沿袭齐梁宫体诗诗风是初唐诗歌不兴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唐代诗风一步步的变化。他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而陈子昂则“清除了盛唐的路”，到孟浩然出现，实现了从初唐到盛唐的转变，杜甫、李白的登场最终达到了唐代诗歌创作的高峰。可以说，他对初唐诗风不振的原因分析及其对诗歌从初唐的低潮向盛唐高峰的前进道路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唐诗杂论》中的许多学术观点和创见，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1963年，由游国恩（北京大学）、王起（中山大学）、萧涤非（山东大学）、季镇淮（北京大学）、费振刚（北京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唐太宗提倡编类书对初唐诗风的影响、初唐四杰对宫体诗发展的影响、论贾岛对晚唐五代和宋明诗坛的影响时，都大量吸收他的《唐诗杂论》的观点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