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籍的终结”（closure of the book）问题，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专有名词被收入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等人主编的《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中，编者认为，所谓书籍的终结，其实是与“作者死亡”的宣言一样，是对总体性（totality）和固定含义的一种批判。宽泛地说，书籍的终结是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声明，它同作者的死亡以及对西方思想中传统语义概念的反思相吻合。就当代西方对这一概念做出的贡献而言，雅克·德里达（1930～2004）、罗兰·巴特（1915～1980）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这三位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死亡貌似否定的隐含意义，被视为是对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进行重新评估的一种肯定性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还是应该从艾柯的埃及演讲说起。

就阅读经验而言，艾柯或许应算作在读屏与读书之间左顾右盼的一代人，在某些被其听众反复纠缠的问题上，艾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回答明显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譬如有人问：“超文本的磁盘或万维网会取代供阅读的书吗？”他说：“书仍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收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作出反应。读电脑屏幕跟读书是不一样的。想想学会一种新电脑程序的过程吧。通常，程序能把所有你需要的说明显示在屏幕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想了解此程序的用户还是会把说明打印出来，拿它们当书来读，要么就干脆买一本印刷版的说明书。”艾柯的这种说法在20世纪大约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事实，但今天的情况显然就不同了。

艾柯论及“书籍不会消亡”的理由相当简单：“到目前为止，书还是最经济，最灵活，最方便的信息传输方式，而且花费非常低。电脑通讯跑在你前面，书却会与你一同上路，而且步伐一致。如果你落难荒岛，没法给电脑接上电源，那么书仍然是最有价值的工具。就算你的电脑有太阳能电池，可你想躺在吊床上用它，也没那么容易。书仍然是落难时或日常生活中最好的伴侣。书是那种一旦发明，便无需再做改进的工具，因为它已臻完善，就像锤子、刀子、勺子或剪子一样。”在当下形形色色的电子阅读器面前，在汉王电纸书和苹果公司的iPad面前，艾柯的证据已经渐渐失去说服力了。

当然，像艾柯这样见多识广且善于思考的作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是不会轻易闹出历史和逻辑两不相顾的笑话的。譬如说，他在论证电子书籍不会使纸质书籍消亡的时候，列举了这样一些实例：汽车跑得比自行车快，但并没有让自行车销声匿迹，新的技术进步也没让自行车焕然一新。照相术发明后，虽然画家们感到没有必要再像匠人那样复制现实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达盖尔的发明仅仅催生了抽象画法。艾柯的这些例子固然精彩，但他的结论却令人生疑：“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这样的事例。”在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中，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众多“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这样的事例”。譬如说电灯的普及使煤油灯消失，手机的流行使BP机失去了存在价值，Email的流行，使得邮差变成了专业送报员，钢笔和圆珠笔的普遍使用，使得毛笔变成了书法家的专用品，电影的盛行使得流传千年的中国皮影戏几近绝迹，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使得日渐寂寥的说书人少有收徒授艺的机会……

当然，艾柯的演讲并非通篇都是些因循守旧的冬烘之论。譬如他对“超文本创造了无限”的阐释就相当透辟：《小红帽》，其文本始于一组给定的人物及情境——一个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外婆，一只狼，一片树林——并经过一系列限定的情节到达结局。当然，也可以把童话当作寓言来读，并赋予其情节和人物的行为以不同的道德含义，但是，《小红帽》是无法转换成《灰姑娘》的。《芬尼根守灵夜》的确是开放的，可以有很多种诠释，但它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它绝对不可能给出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或是伍迪·艾伦的全传。这一点看似微不足道，但许多解构学家的最根本错误，便是相信文本无所不能。其错谬显而易见。现在，假设一下，一个暂时的和有限的文本，被许多词与词之间的链接超文本化地组织起来了。在辞典和百科全书中，“狼”这个字被潜在地相连至每一个部分构成其可能定义或描述的其他词（“狼”可与动物相连，可与哺乳动物、凶残、腿、毛皮、眼睛、森林，与那些有狼生活的国家的名字等等连在一起）。而在《小红帽》中，“狼”只能与这个字出现，或是使人明确感到其出现的那些段落连在一起。这一系列的可能的连接是暂时的和有限的，那么超文本的策略怎样才能被用来“打开”一个暂时的和有限的文本呢？第一种可能性是使这一文本在物理性上受限，就这一层意义而言，一个故事可以通过不同作者的连续写作而加以丰富，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比如说两维或三维的。但是这里指的是特定的，如《小红帽》，第一位作者设定了开篇的场景（女孩进了森林），别的作者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将故事发展下去，例如，让女孩没有遇到狼，而是阿里巴巴，让他们俩进入一座魔法城堡，然后邂逅一条有魔法的鳄鱼，凡此种种，这样，故事便能持续多年。但是在每种叙述都不相关的层面上，这个文本也可能是无限的，例如，当女孩进了森林，多个作者便可做出多种不同的选择。一个作者可以写女孩遇到了匹诺曹，另一位则可把她变成天鹅，或是进入金字塔或帝王谷，让她发现埃及法老陵墓中的宝藏。

超文本可以提供一种自由发挥的幻象，即使是一种封闭的文本：一篇侦探小说可以被解构为这样一种方式，让读者能够选择自己的解决方案，决定其结尾是否让凶手指向管家、或主教、侦探、叙述者，作者或是读者。他们可以据此建立自己的个人故事。这样一种想法并不新鲜。在电脑发明之前，诗人和叙述者便梦想着一种完全开放的文本，让读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无限的再创作。这就是马拉美所赞美的“书”的理念。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也发明了一种组合算法，借助于可能性，可以从句子的有限集中创作出成百万首诗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马克·萨波塔（Marc Saporta）写作并出版了一部小说，变换其页码的顺序，便可组成不同的故事。南尼·贝莱斯蒂尼（Nanni Balestrini）也给一台电脑输入了一组互不相关的诗歌，让机器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创作出不同的诗。许多当代的作曲家也用机器来生成乐谱，这样便得到了不同的音乐表现。艾柯的演讲还提及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例。

在读到艾柯关于“书籍未来”的这篇演讲时，不少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我还同时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翻译过的《书籍的终结》和被朋友们反复提及的一篇博文《网络时代出书是野蛮行为》。文论界大多数学者读了米勒的文章之后感慨万千，有人甚至用“惊恐”之类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当我们依靠印刷文化背景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写作观和阅读观烟消云散后，我们也就不得不跨上电子文化和数字文化这架战车，与我们过去所欣赏和珍爱的一切依依作别了。”这样的感叹说出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但或许我们曲解了米勒。关于这一点，金惠敏先生为米勒辩解的文章值得一读。在金先生看来，米勒并不相信文学真的会走向消亡，作为一个熟稔文学史的批评家，米勒不过是为文学的数字化转型发表一点感想而已。其实米勒说得相当清楚：文学从未有过“正当其时”的时候，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将处在我们今天所抱怨的“边缘状态”。米勒不无矛盾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和文学说再见吗？米勒钟爱的莎士比亚笔下那句丹麦王子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to be——至今仍然是文学王国无法解除的魔咒。

中国当代文论家，将米勒的言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曾经的呼风唤雨到今日的门可罗雀这一衰落过程联系了起来，从而得出了文学即将消亡的结论，这原本是中国人自己对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深切感受，作家、批评家早已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只不过这样的言论出自西方学者的鸿文之中，这种留恋文学昔日之辉煌却又恨不得今日之文学“早死早投生”的复杂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时间有关文学消亡的言论成了新世纪文论最醒目的关键词，网络时代，文学究竟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成了学界密切关注的话题。

如前所述，米勒引发的文学“生死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文学未来”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一章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于兹不赘。这里且就《书的未来》谈点不成熟的感想与心得。艾柯的《书的未来》不能不涉及网络时代“书的消亡”问题。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及“书籍的死亡”。但是，他对“书的未来”仍然保持着一种乐观态度。这种乐观的理论，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诗书继世”的国度，当然不会缺少知音。问题是不少论者在论及书籍是否消亡时，所提供的例证往往可以作相反的理解。譬如有人为了论证纸质书籍永远不会消亡却偏偏提供了可作相反理解的例证：“洋装书籍在中国的出现，短时期内成为书籍印制出版的主流，使得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书籍面临窘境，但多少年过去，宣纸线装的书籍依然存续下来，并成为高尚雅致的书籍品类……书写工具的变化，虽经鹅毛点水笔、自来水钢笔、圆珠笔及目前最广泛使用的签字笔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毛笔书写方式依然存在，且成为传统艺术为人们所喜。可见事物的存在与消亡，很难因某种接近或类似的物品出现而对其未来做悲观的预测，我们现在担心纸质书籍会因电子读物的出现而消亡，仅是看到新事物的表象而已，若以为新事物必定取代已有的事物，则未免有些武断。”有趣的是，作者这里所列举的“书籍不死”证据，在一定意义上反倒恰好说明传统书籍将会像“宣纸线装书”和“毛笔”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纸质书籍的未来，正如“洋装书籍”和硬笔书写工具使得中国“宣纸线装书”和“毛笔”主宰书写文化的时代成为历史一样，书面文化主流即将让位于网络文化主流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