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是一个一直以东京这个都市作为舞台进行创作的电影导演，即便东京自电影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日本的首都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像小津这样一生都立足于东京的导演也别无他人。相比之下，同时代与他齐名的沟口健二总是以关西的京都大阪为主要创作地点，黑泽明则不断地在历史剧和现代剧之间游移，即便是他的那些都市题材的作品也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或许成濑巳喜男算是与小津的风格最为类似，但他也仍然不似小津这样一生都执着地依托着东京来创作。除去一两部在其他公司拍摄的合拍片，小津安二郎的战后影片几乎全部以东京为背景。即使把视角放到他的全部的54部影片，其中也有49部发生在东京。小津研究者田中真澄把他命名为东京编年史作家，因为他一生都把“东京”作为主题性的空间加以表现。

赛珍珠作为一位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作家，对中国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但是，当她离开中国，长时期地与这片土地失去联系后，她笔下的中国已经充满了她的“想象”。作为一个西方人，作为一个美国人，她在自觉不自觉中陷入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中。赛珍珠的东方主义的思想痕迹明显地体现在她的作品《庭院里的女人》（《群芳亭》）中。

一百年前，很多欧洲废墟的建筑部件，被人整装运到美国，重新拼装成古建筑的样子，有些成了土豪新宅的点缀，有些则被用于建造博物馆。

关于“书籍的终结”（closure of the book）问题，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专有名词被收入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等人主编的《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中，编者认为，所谓书籍的终结，其实是与“作者死亡”的宣言一样，是对总体性（totality）和固定含义的一种批判。

坦率地说，张远山的“庄学三书”（《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庄子传》）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天道绝对”。许多学者谈论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和中国的“道论”传统时，却不能意识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在不同时期造就了无数的大师级人物，而中国的“道论”传统其实在不断地萎缩，直至最后只能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公元一六七三年四月三日。 日本国京都。宇治地方的高峰山，郁郁葱葱，春色正浓。 山麓坡地，开阔平坦。一座高雅恢弘、富有中国明代独特风格的“万福寺”屹立在绿荫之间。梵钟回响，悠长凝重。 夕阳西沉，山影朦胧。万福寺上下里外肃然恭立着无数的僧侣，落日的余晖洒在他们愁眉紧锁的脸上，不少人眼里闪着泪光。 寺院深处的“松隐堂”禅房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凄楚而尖厉的高叫：“隐元禅师圆寂——南无阿弥陀佛！”

托马斯·克伦威尔可谓大器晚成。1535年他已经接近50岁了——在那个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时代，大多数人在这个年纪都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或者已经逝世。因此，克伦威尔比宫廷和枢密院的同僚都年长。

至今“忠臣藏”一词似乎仍有特殊的语感。“时值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江户的夜风中激荡着的是山鹿派的战鼓声。一声、两声、三声……”每当听到讲谈师以手中折扇击节讲到这段便会反射性地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的那代人依然健在。